陈丹青:其实,我也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回应各种争议,只是我的博客关闭了,很多读者无法看到。我觉得,中国对文艺家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敬若神灵,根本不敢去发表批评的意见;另一个极端就是一棍子打死,还踩在脚下。
我认为不管是多大的文艺家,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巴金和余华文笔很差”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这些文艺家发表看法,哪怕是我们一篇文章都没有写过,我们的社会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的声音。
广州日报:您在《退步集续编》里谈到了鲁迅,谈到文艺复兴,怎么会在本次书展的主题讲座来谈毛泽东和董其昌呢?
陈丹青:讲座的主题是谈我学油画的这四十年,为什么会讲毛泽东和董其昌呢?这四十年,我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国家集体的事情,一个是自我的时期。国家集体时期,我一开始学画画就画的是毛主席的肖像,甚至还画过数十米长的。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我在西藏画了一幅西藏人民痛苦表情的大画,参加了全国美展。而此后,我去到了美国,脱离了国家集体,开始了自我的阶段,这时候我开始用油画的形式临摹董其昌的画作,也开始收藏他的作品。这两个人如果处在同一个时代,肯定很有意思,一个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一个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书画家,我的油画经历都与他们分不开,所以谈我的绘画历程,无法不谈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