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全球经济走出“恐怖平衡”的契机

问题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假设，实际上并不总是成立。2001年前后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就慢下来了。这时，靠什么实现经济增长呢？实体经济不行就靠虚拟部门，利率低低的，大家就借贷，借完钱就消费，后来导致房产泡沫出现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次级贷，危机就变得不可避免。

现在人们都问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因素。首先，世界上历次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来自危机国的内部；第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一下子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它如此大，而且发展差距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第三，借用美国人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穷的国家，成为这样富的国家的最大债主。

最近这几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用了一个词——恐怖平衡——来描述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恐怖平衡”该怎么调整？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所以受损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调整过程中，中国出口受到了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后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

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获得高回报。但美国劳动生产率不大可能持续快速增长，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基本动力。

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里指出，中国即将进入低增长时代，因为过去30年代的高增长，第一靠人口红利，第二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第三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那么快，原因在于：第一，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率将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多维持原来的水平。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估计会进入一个年均6%-8%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