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后3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本动力,同时也是引领全球经济走出“恐怖平衡”的重要途径。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我们把“21世纪”换成“过去30年”,放在全世界来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30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的城市化。
不妨从现在的经济危机谈起。随着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深化,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场危机跟全球居民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储蓄行为有关。中国人储蓄,并且生产,美国人是大量消费,美国人消费缺钱怎么办,美国人就问中国人借,所以中国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
再往下深究,危机其实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有关。美国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由借债支撑,而不是自己的现期收入和购买力。我们来看美国的储蓄率下降趋势,其实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4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在7%到11%。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是从1984年开始的,这个现象非常重要。198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比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无论星球大战计划最终在多大程度被执行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领先全球的技术创新。如果技术创新持续进行,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这样,美国人的贷款消费就是合理的。
就这样,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局面:美国人借贷、消费,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储蓄、生产。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关键要看美国的创新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可以持续的话,美国人贷款消费就可以支撑,而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出现贸易盈余,然后再将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实际上就分享了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成果。
问题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假设,实际上并不总是成立。2001年前后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就慢下来了。这时,靠什么实现经济增长呢?实体经济不行就靠虚拟部门,利率低低的,大家就借贷,借完钱就消费,后来导致房产泡沫出现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次级贷,危机就变得不可避免。
现在人们都问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因素。首先,世界上历次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来自危机国的内部;第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一下子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它如此大,而且发展差距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第三,借用美国人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穷的国家,成为这样富的国家的最大债主。
最近这几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用了一个词——恐怖平衡——来描述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恐怖平衡”该怎么调整?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所以受损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调整过程中,中国出口受到了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后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
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获得高回报。但美国劳动生产率不大可能持续快速增长,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基本动力。
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里指出,中国即将进入低增长时代,因为过去30年代的高增长,第一靠人口红利,第二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第三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那么快,原因在于:第一,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率将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多维持原来的水平。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估计会进入一个年均6%-8%的时代。
我认为,帕金斯教授的研究里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他说,东亚经济从高增长到低增长时代的转折,基本出现在人均GDP13300美元。拿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即使在上海,人均GDP也才过10000美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解开这个矛盾的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城市化,以及经济活动进一步向沿海地带集聚。
在要素积累速度放缓情况下,城市化和城市区域格局的调整,可以释放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一方面,应该进一发发挥沿海地区经济集聚和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来带动内需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省份的劳动力也可以在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在人均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上将可能逐渐实现对沿海地区的追赶。
在这样的发展道路之下,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再延续。现在需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制定大战略,实现持续发展和平衡发展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