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偏重不利于持续发展

在中国经济强劲反弹，内需外需同时回升的数据背后，我担心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偏重倾向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最近我带领的研究团队研究了一个位于东部的县级市，不妨称之为Q市。从这个五脏俱全的县级市，就可以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我们不妨就从这个县级市开始本文的故事。

这个县级市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高于所在省的平均，然而其偏重的产业结构没有充分吸收当地的劳动力，城市化因此而严重滞后。Q市的城市化水平不到30%，比全省平均城市化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事实上，这个省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就有明显的重型化倾向，城市化水平不到 40%，只是在Q市，问题似乎更明显一点。如果用全国平均水平来比较，全国人均GDP接近2万元，平均城市化率大约45%，而Q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 32000元了，城市化率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读者可能会说，人均GDP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率低一点也不太要紧吧。我们不妨接下来再来看几个其他的现象。

首先，偏重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充分吸纳劳动力就业。由于当地还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又相对较低，无法参与到较高端产品的生产。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多，大量劳动力依然滞留在农村中，当地的就业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解决，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政府税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政府用于城市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城市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然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大量的农民并没有成功转移出来进入现代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们在Q市调研时便发现，当地规划了城市的新区，离老城区有相当的距离，政府在新区兴建了豪华的办公楼群，占地非常多，绿化也非常好，但周围并没有什么经济活动。这种状态就好像下半身穿了条打补丁的牛仔裤，而上半身是件名牌西服。

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但新增建设用地却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的制约。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不足的困难，Q市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在对农民的宅基地进行置换，也就是说，将农民的宅基地复耕为耕地，然后将农民迁移到新建的农民定居点，因为农民定居点是多层建筑，容积率高，所以，就可以节省出很多耕地，相应地增加建设用地空间。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农民迁入定居点后，他还是农民，于是家里没地方放农具成了问题。农民住进了公寓，但是收入没有提高，就业仍然在农业，生活成本反而上升。更成问题的是，因为农民没有脱离农业，新建的农民定居点还不能离农业用地太远，这又反过来限制了农民进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

偏重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足够的本地劳动力就业，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城市化水平偏低，人均收入的增速远低于经济的增速，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增长也受到制约。以2007年为例，Q市的人均GDP相比2006年增长近20%，而人均收入增幅不到13%。人均收入增速较慢，再加上城市化水平偏低，使得服务业的发展滞后。2007年Q市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而同期Q市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房地产业发展滞后，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站在政府的角度，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政府追求的主要就是GDP和税收的增长，就业不是说不重要，但在地方政府的目标里排位靠后。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如果经济增长不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GDP和税收的增长就难以持续。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和10年前不一样了。如果是在经济工业化的早期，GDP增长与城市化、人民收入增长脱节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城市化进程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的主要是本地的需求，而在工业化早期，产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不高，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外需。但是，到后工业化阶段，情况就两样了，按照中国东部人均GDP的水平，应该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化时代”了，各个城市第三产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应该陆续超过50%。随着服务业比重的逐步提高，本地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偏重的产业结构无法充分吸纳当地的劳动力，城乡分割严重，城市化水平偏低，服务业也因此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降低了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从现象上看，就会出现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严重脱节，人均收入与人均GDP脱节，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