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获得诺奖的“三个不代表”

今年的诺奖授予了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两位教授，这是对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者的鼓舞。在全球还没有走出衰退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促使人们从制度的层次反思当今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治理，特别是反思金融领域的治理。但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界且慢“弹冠相庆”！因为随之而来的“过度自信”和“盲目自信”可能仍然不利于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一个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我不得不忍痛泼几瓢冷水，说说“三个不代表”。

第一，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国内已经理解了威廉姆森的学术思想。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对威廉姆森以及新制度经济学（NIE）的理解尚停留在威廉姆森1985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文版层次，少数人可能看过其1996年的著作《治理机制》的中文版。遗憾的是，这两本书的翻译质量令人难以苟同，前一本书的副标题都翻译错了（原书为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中文版为“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后一本书更是错误连篇，连数学符号都对不上。威廉姆森在1991年、2000年和2002年先后发表了至少5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包括发表在JEL和JEP上的两篇综述，并且涉及到了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国内很多学生对NIE的学习还悬挂在张五常经济散文以及三联出版社那批劣质翻译书的阶段，岂非令人堪忧！

第二，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新制度经济学不需要模型。“主流”学者一向看不上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一是NIE没有进步，二是研究者没有模型。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派包括企业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等核心的三大分支，还包括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等外围分支。而企业的产权理论经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Oliver Hart等人的不断努力，具有比较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成为完全主流的分析范式。（很荣幸，Hart教授正是我目前的博士后导师。^_^）而制度变迁理论，最近几年经过MIT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等人的努力，也已经构建了有力的数学模型。另外，对契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经验检验在十几年前也如火如荼地在国际学界出现了。即便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也已经出现了严谨的数学建模和经验分析文献。反观国内制度经济学界，多年多次的专题会议，说来说去不是理论综述就是与制度无关的计量回归。

第三，威廉姆森得奖不代表威廉姆森教授的理论没有缺陷。诺奖颁授只是表明该理论的重要性，但重要不等于完美。我曾阅读过威廉姆森全部重要作品，写过近10万字笔记，也几次与威廉姆森本人沟通过。我认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适应性协调的矛盾，没有内生化官僚主义成本，没有找到有限理性的基础，缺乏对资产专用性和企业并购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等等。瑕不掩瑜，但重要的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者和继承者，我们要正视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