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特罗姆的肩膀上前行：中国学者可以做什么

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提出了公共资源不一定由政府管理，可以有民众自己管理的依据。这一理论对于正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意义巨大。我们可以在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改革的深化。

目前中国的转型非常困难，金融危机显示出中国经济理论的困境给中国改革实践带来的困惑。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资源可以自治，但是在中国，政府管制是历史传统，至今仍延续，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到底是政府管制更有用还是自治更有用，如何测量政府管制和国进民退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用是经济学者要做的。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的社会自治案例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究竟村民自治给农村发展带来什么效益？业主自治给社区管理带来什么效益，需要研究。 同时我们需要研究，在经济界，教育界，科技界，甚至体育界，缺乏自治的体制给行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如何认识到政府管制已经和正在影响中国的发展效率，增进中国的发展成本，这种成本不仅是货币意义上的，更是人的发展，人格完善上的。同时不仅是个人成本，更有社会成本，比如社会冲突成本。

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知识提出了某些公共资源的自治管理，这些还不能完全解决公共资源的管理问题。哪些资源自治管理？哪些资源政府管理？在中国到目前仍然是个难题。中国学者总归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外国人给方子吧，中国人自己需要去思考。然后，社会自治对政府管理的有力效应，合作效应同样是中国学者需要研究的。目前许多政府部门不愿放开社会自治的重要心理障碍时怕社会自治会危及政府，这个问题需要学者给出答案。解释这回自治对政府的好处。